现代文明中，用行动的理性标准取代其他的一切标准，以及对“非理性”标准给予现代定义(在后者中道德评价占有突出地位)，这一切所带来的名声不佳的成功，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是以“遥控”的进步为先决条件的，而遥控也就是延伸人们行动能够发挥效用的距离。正是那种远得几乎都无法看见的行动的标靶免于道德的评价；而且正因为这样，会对标靶产生影响的行为的选择也不受道德动力所强加的约束。
就像米格拉姆的实验戏剧性地展示的那样，道德冲动的沉寂和道德自抑的悬置是精确地通过将行动的真正(尽管行动者经常一无所知)目标推向“远方且目不能及”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公然反道德的改造，也不是通过用另外一套规则取代旧的道德体系的灌输运动来实现的。在技术上，将受害者置于不可见之地并因此使他们远离道德评价的最明显例子就是现代武器。它的进步主要在于越来越多地消除面对面交战的机会，消除以人的规模、按照常识意义实施杀戮行为的机会。当武器被用来隔绝和分离，而不让交战的军队面对面地遭遇并厮杀在一块时，训练武器使用者压制他们的道德驱力，或者直接攻击“旧式的”道德，就大大地失去它们原有的重要性，因为武器的使用似乎只与使用者的道德健全有一种抽象的理智联系。用卡普托的话来说，战争的特质“好像就是关于距离与技术的问题。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远远地把人杀死，你就能永远不会出毛病”。只要看不到行动的实际结果，或者只要不能把所见到的一切清楚地与自己清白无辜和芝麻点大小的动作，如扣动扳机和拉开引线等联系起来，道德的冲突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只会哑然地出现。也可以把操作者可以击中他们根本看不见的目标的炮的发明看做是现代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要素之不涉入的象征性起点：当瞄准的方向完全不同的时候，炮依然有可能导致目标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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