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我相信阿马尔菲(Amalfi)欧洲奖这项极高的荣誉是颁给《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而不是颁给其作者的。正是以这本书的名义，而且更是以此书的中心思想的名义，我满怀感激与欣喜接受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赞誉。我对这本书所赢得的荣誉表示高兴，原因有几个：
首先，这本书是从跨越迄今为止仍然横亘在我们习惯于称为“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深刻而似乎不可逾越的断裂的经历中产生的。书中的某些观点及其中心思想。既是在我家乡华沙的大学里酝酿的，也是在英国的同事们中间酝酿的；在我流亡的那些年里，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些观点不认为有断裂，它们只看到我们共有的欧洲的经历，我们共有的，虽可能遭误解甚至暂时被埋没，但终不能被碾碎的历史。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我们共同面对的属于所有欧洲人的命运。
其二，如果没有我一生的朋友和伴侣，珍尼娅，这本书也没有写成的可能。她的那本《晨冬》回忆了多年来人类的邪恶，为我开启了我们通常拒绝注视的视野。自从我读了珍尼娅总结的她在人间地狱内部之轮回中所得到的那令人悲哀的智慧之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写作就变成了一种智力的逼迫和道德的责任。她写道：“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住人性。”而我书中力图揭示的主旨正是珍尼娅这种痛苦的智慧。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