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书的主旨本身——即讲述我们这个自信的、富裕的、美妙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与人类的道德动力之间危险的游戏，所具有的深藏不露且不光彩的一面—似乎与更为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共鸣。我想，这就是受人凯觎的阿马尔菲奖授予蕴含此主旨的本书的意义所在。当然，深孚众望的阿马尔菲奖评委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道德与实用问题的研究，其意义也在于此。如本书的主旨所示，道德与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而它们的重新结合则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同自己令人生畏的力量做出妥协的可能。因此，我后面的发言就不仅仅是重复本书的主旨，而是人们希望能留在我们共同事业之核心的话语所发出的一个声音。
Virtutem doctrina paret naturane donet. (德性是来自教化，还是来自自然?)这种困境对古罗马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样的尖锐。道德是教化来的吗，还是就居于人类存在的道德性当中？它是缘起于社会化的进程，还是在所有的教化开始之前就已经“到位”了？它是社会的产物，还是如马克斯·舍勒坚持用另外一种迁回的方式解释的那样：同情心——所有道德行为的实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问题常常因其纯粹的学术趣味而被置于考虑之外。有的时候，它也会被摆置在不屈不挠但又众所周知的是值得怀疑的、形而上学的好奇心所引发的毫无意义和多余的问题当中。而当社会学家明确地问及它的时候，它又被假定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被霍布斯与涂尔干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做了结论，并从那时起，已经通过常规的社会学实践转变成一个非问题了。至少对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应是一切人为事物的根据，一切人为事物都是通过社会学习才出现的。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切实的讨论。我们所关注的一切，在开始被讨论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它的解决也塑造了构成我们独特的社会学话语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只能以社会化、教化与学习、系统的前提条件和社会的功能来谈论道德。而且，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除了能被言说的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由这种社会学语言维持的生活形式不包括不被社会批准的道德。在这种语言中，不被社会认可的就不能说成是道德的。而对不能谈论的则注定要保持沉默。
附录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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