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话语都界定了它们的主题，都要守护其界定的独特性以保证话语的完整，并通过对自己的反复重申再生产它们自身。倘若不是继续沉默下去的风险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止步于这种毫无价值的观察之中，并让社会学在它习惯于选择的语言与僵化当中继续走下去。这种风险实在已经被奥斯维辛、广岛和古拉格逐渐并且无情地提升得太高了。或者，还不如说，是当奥斯维辛那些失败的迫害者被审讯、惩罚和判刑的时候，古拉格和广岛事件的那些胜利的加害者所面对的问题把这个风险加大了。阿伦特，以她最佳的洞察力和敢于挑战的精神，对这些问题的蕴涵进行了阐述：
在那些被告因“合法的”犯罪而遭到的审判当中，我们的要求是，当人们用来引导他们的一切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恰巧完全同那些他们必须当做是周围人之一致观念的想法相抵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辨别是非。并且当我们知道了少数“自大”得仅仅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的人，无论如何不同于那些坚守旧有价值或者受宗教信仰引导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肃了……那些极少数仍然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真的仅仅依凭他们自已的判断行事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自如；没有应该遵守的可以把他们面临的特殊事件纳入其中的规则。
现代性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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