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三种策略的组合结果—不管是有意的还是下意识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的困惑，他们一再抱怨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纪最惊人的事件;他们已经非常高明地记述这个事件中的一些故事，并将更为详尽地继续写下去。绍尔·福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对“历史学家的瘫痪”感到遗憾，在他的(也是广为接受的)观点中，这“源于性质完全相异的现象的同时发生与互动：救世主般的狂热与官僚结构，病态的突发奇想与行政的清规戒律，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无政府态度”。由于被我们自己参与编织的边际化描述之网纠缠着，我们看不见我们注视的一切；我们惟一能记录下来的就是图画中令人目眩的异质性，我们的语言不允许并存的事件的并存，以及如我们的描述告诉我们的，属于不同时代或者属于不同年头的因素的交糅混杂。它们相互的异质性也不是一个得来的结论，而只是一个假设。而正是这种假设在可能会出现理解或者寻求获得理解的地方产生了惊惧。
1940年，在黑暗的中心地带，本雅明写下了一个观点，看到历史学家持续的麻木和社会学家超脱安闲的平静，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观点洗耳恭听：“这种惊惧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起点—除非是这样一种理解，即它所产生的历史观念是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的是我们的———欧洲人的——历史观念，比如人性的提升压制了内在于人的兽性，又比如理性的组织压倒了令人厌恶的、如野兽般的、转瞬即逝的生活的残酷。站不住脚的还有现代社会是一种明确的道德化力量的观念，把现代社会的制度当做教化力量的观念，以及现代社会的强行控制是可以为脆弱的人性挡住动物性的情感激流的大坝的观念。我的这篇文章，连同它所评论的这本书所做的贡献就是，揭示后一种观念站不住脚。
附录道德的社会操织：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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