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段不受约束的统治意味着因果决定取代了目标和选择。实际上，除了对技术自己所创造的可能性进行适度的评价外，没有构想任何可以对其选择的方向进行评价、衡量和批评的智识或者道德的基准点。当问题解决陷入危机，目标逐渐消失，手段的理性就大获全胜。随着最后一丝意义被抹去，技术万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也许有人愿意重复瓦莱里在世纪之初所写的预言性警示：“On peut dire que ce que nous savons， c’est-à-dire tout ce que nous pouvons, a fini par s’opposer à ce que noussommes.”(“人们可以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后就是反对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被告知并且相信，解放和自由意味着将他者，连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简化为某种目标：其有用性在于其提供满足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组织得更加彻底的社会，已经向技术的不受挑战或不受约束的规则屈服，埋没了他者那张人性的脸，并因此把人类社会性的善恶中性化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深度。
但是，这只是显现出来的现实的一面，是“生活世界”的那面，它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我们以前曾简短地提及的，还有另一面，即技术潜能及其应用的变幻不定、无规则和反复无常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工具力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无声无息地会引致“临界质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技术创造的世界却无法被技术控制。正如现代技术之前的现代绘画或者音乐或者哲学，它必然会达到其逻辑的最终目标，而确立其自己的不可能性。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怀贞鲍姆坚持认为，至少要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这是一种关于距离和远距离结果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不可思议的广阔范围内来衡量技术行动的结果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越过中介行动以及人的自我在功能上的简化等社会造成的障碍。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织：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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