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弥达斯能够点物成金的话，纳粹党卫军的管理就能将任何进入其轨道的东西——包括其牺牲品———转变成其命令链条中内在的一环，转变为一个有着严厉的纪律约束但免于道德判断的领域。大屠杀是一个综合性的进程。希尔博格注意到，它包括了德国人所做的事以及犹太受害者依据德国人的命令所做的事——他们做出的几近于自暴自弃的贡献。这是刻意设计的、理性地组织的集体屠杀相对于狂乱杀戮的凶残爆发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屠杀中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合作是难以想像的。受害者与纳粹党卫军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是这个设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整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犹太人的参与—无论是个人的简单行动还是委员会有组织的行动………德国监管者向犹太委员会索要信息、金钱、劳力或者警察，而委员会每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提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成功地延伸官僚制度的行为规则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效果，伴之以剥夺其他的一般性忠诚和道德动机以包围官僚体系认定的受害者，并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力应用到毁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是通过双重方式达到的(很像在所有其他邪恶或者善良的官僚体系的世俗行动中所达至的)。首先，犹太人隔离区的外部环境得到了精密设计，以致区内领导和居民的所有活动只能对德国人的意图保持客观的发挥“功能”的状态。“设计来维持(犹太人隔离区)生命力的每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犹太人在分配空间或者分发配额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引自沃尔夫，“对种族灭绝的纽伦堡辩护中对民族社会的假想威胁”(Robert Wolfe, 'Putative Threat to National Society at a Nurenberg Defence for Geno-cide'),《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报》，no. 450,July 198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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