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效果是(在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范围内)通过对受害者本身变得心理盲视而达到的。在对现代战争中人类的代价不断增加负有责任的各种因素当中，这无疑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卡普托注意到，战争的精神实质“似乎就是一个距离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地把人杀害，你根本不会出现问题”。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这是一个单单由结果与其直接起因之间的规模差异就能极大助长的趋势—即一种不一致性，它轻易地否定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解)。因此下面的一切都变得可能了：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对受害者的盲视，可以说，也是米格拉姆那不太为人所知的实验里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了看不见受害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更能够理解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在特别行动队行动阶段，被围捕的受害者被带到机枪前面，然后被近距离扫射而死。虽然尽力把武器和被击毙者跌入的壕沟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但想让射手忽略射击与杀害之间的联系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的管理者觉得这种方法原始、低效，对刽子手的士气也非常不利。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一些屠杀技术——那些能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他们的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公学
卡普托，《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A Rumour of War)，New York: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7,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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