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其中最显著的两种情况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以及将行为的有碍观瞻或者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一点。纳粹分子还特别擅长运用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他们创造的，却被他们完善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种方法就是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费恩提出义务范围(universe of obligation)的概念(“一群人彼此之间负有相互保护的义务，此种义务的约束力由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升成为某一至上或神圣的权威之源。”)，费尽周折地来阐明在这种方法令人生畏的后果后面存在着的社会心理因素。“义务范围”指明了道德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被询问的社会领域的外部界限。而在界限的另一边，道德戒律不再起约束作用，道德衡量也毫无意义。要想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只要将他们从义务范围当中驱逐出去就可以了。
在纳粹的世界观里面，以德国公民权利更高的和无可争议的价值来衡量，要将犹太人从义务范围中驱逐出去只要剥夺他们在日耳曼民族和德国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就可以了。用希尔博格的另一段尖锐的话来说：“1933年的年初，当第一名公仆在公务员须知中首次写入非雅利安人’的定义时，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就从此注定了。”但要想得到德国以外的其他欧洲人的合作(或者，仅仅是不采取行动或保持冷漠的态度)，这还不够。能让德国纳粹党卫军满意的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对其他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即使喜欢由欧洲新领袖们提出的观念，但是他们仍然有理由害怕和怨恨这些领袖所宣称的对人类美德的垄断。一旦“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的目标转变成“没有犹太人的欧洲”，那么将犹太人完全非人化就将取代将他们从日耳曼民族中驱逐出去。因此，就有了弗兰克最喜爱的“犹太人和虱子”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人问题”在修辞上的变化，从种族自卫的语境变成了语言世界的“自我纯净”和“政治卫生”，再到犹太人聚集区墙外的斑疹伤寒症禁示招贴，最终变成了对德国消毒公司的化学用品生产的指令。
④0费恩，《解释大屠杀》，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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