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长时间的群际敌对事件相比，反犹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包括反犹主义观念与实践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在同等基础上两个相互遭遇的地域性对抗群体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主人”的群体与生活在它之中并保持了独立认同的较小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保持了独立的认同———作为一个弱小得多的伙伴——这个小群体是明显的敌对成员，是与作为本地人的“我们”相分离的“他们”。这样，反犹主义的对象通常所处的地位是在语义上让人迷惑、在心理上使人焦灼的“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的地位，因此僭越了一条本应刻画清楚并保持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非常重要的界线；而反犹主义的强度极有可能与划分界线和定义界线的驱力的迫切与猛烈程度成正比。⑦于是，反犹主义常常就成为它所激发的维持界线冲动、情感紧张和实践关切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很显然，反犹主义的这种特征与大迁徙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犹太人的大迁徙又与大多数其他有名的迁移和群体迁居的事件有所不同。犹太人大迁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历史时间的绝对跨度，这些独特的“我们中间的外人”经历了这个跨度之后，在历时的连续性和共时的自我认同之双重意义上都仍然保留了他们与他人的分离。因此，不像大多数其他的迁居，对犹太人的存在做出的划清界线的反应有足够的时间去得到积淀，并通过其固有的自我再生产能力使之制度化为条文化仪式，而这种仪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分离的韧性。犹太人大迁徙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犹太人普遍的无家可归，这个特点大概也只有吉卜赛人可以与他们分享了。犹太人与希伯来故土之间原始的联系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变得越来越微弱，除了精神上的联系外，其他的皆已失去。而且，一旦故土被那些主人以精神渊源的名义宣布为圣地，这种精神上的联系也受到了质疑。无论犹太人存在于他们的国度之内有多么令人憎恨，主人们也更会对那些在他们眼中是非法冒充者的人重新霸占圣地表示强烈的怨憎。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火绝(1)
⑦我对这个问题在“出境护照和人入境证明”一文(“Exit Visas and Entry Tick-ets”，Telos，Winter 1988)中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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