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作为基督教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之副产品的犹太人之不协调(incongruity)的生产是使得犹太人在其他“欧洲内部的恶魔”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N.科恩在他令人难忘的欧洲迫害女巫的研究中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些恶魔。在他的发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对女巫的恐惧以及非理性的担忧的强度与科学知识以及日常理性总体水平的进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在大量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事实上，在现代历史的早期，现代科学方法的激增以及朝着日常生活理性化的大步迈进与历史上最凶残、最恶毒的迫害女巫的插曲恰巧是同时出现的。巫术神话和迫害女巫的非理性同理性的延误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与由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所产生和激起的焦虑与紧张却有极度密切的关系。原有的保障消失了，新的保障又迟迟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有原来的保障那般牢固。长期的差别被忽略了，安全距离缩短了，陌生人从他们的留置地冒出来并搬到了隔壁，稳定的身份也失去了它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旧界线存留的一切要做殊死的抵抗，新界线则不得不围绕着新的一致性来建立———更何况这个时期还处在世界运动和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实施这两个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同“粘性”进行战斗，即同破坏界线与身份的清晰度与安全性的原型敌人进行战斗。由于任务本身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因而战斗也就必然会空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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