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克的研究只到了波兰现代化开始之前的那段时期。因此，她极其出色地捕捉到的二元形象的全部结果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前现代社会，等级之间很少有交流，也很少有机会让这两种视角以及它们产生的两种构型叠合起来，并最终凝聚成不协调的混合类型的现代反犹主义。由于阶级间的缺乏交流，因此可以说，每一方发动的都是它们自己对犹太人的“私人战争”——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中——这些战争可以通过教会而联系到意识形态的精细之处，而这些观念与战争的真正原因几乎不搭界。(地方贵族、伯爵和主教不光在由莱茵兰镇区的彼得隐修士煽动的屠杀期间试图去保护“他们的犹太人”，去抵制那些对犹太人的指控，这些指控是与犹太人想揽到自己身上加以解决的不满显然无关。)
只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才使得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各种对显然是外人(这就是说，早已被系统的隔离活动疏远了的)的犹太“等级”的看法得以汇集、遭遇并最终混合在一起。与其他事物相比，现代性意味着观念将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因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功效而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因为它朝向一致性的显著趋势(在纯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文明化”的使命和革新信仰的利刃，也因为它试图使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阶级和地区与政治体中生产观念的中心地带产生紧密的精神联系。所有这些新发展带来的一个总的结果就是阶级间的交流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除了它传统的那些方面，阶级统治还采取新的形式，如精神引导，以及提供和传播文化的理想和政治忠诚的程式。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使犹太人原本被分隔的各种形象相互遭遇和碰撞了。以前它们不惹人注意的互不相容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和挑战。正如高速现代化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被“合理化”。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要么认为承袭下来的形象完全不协调而全盘拒绝，要么就通过理性的辩论，为这种不协调提出可接受的新的根据。
⑤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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