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给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使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最早的现代反犹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比如傅立叶、蒲鲁东、图斯内尔(Tou-ssenel)等—抱着对金钱的力量、资本主义、技术和工业体系深深的仇恨而联合一气。早期工业社会的最恶毒的反犹主义是与反犹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形式中的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上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抗仍然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抑制发展、恢复真实的或者想像的“自然”秩序，而这正是新的金融巨头想要摧毁的。基于上述简略勾勒的原因，金钱的力量和犹太人走在了一起。人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而在它们之间富有喻意的相互对应中得到了巩固——这种相互对应可以说是“精神的血缘关系”，或者用韦伯最喜欢的词来说是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资本主义已经对手工工匠的工作伦理和他们所珍爱的独立投下了阴影，而如果将它等同于公认的异样和受人菲薄的力量，那么就更容易对它进行抵制了。对傅立叶和图斯内尔而言，犹太人代表着上升的资本主义和蔓延的城市大都会中他们所痛恨的一切。把毒液撒向犹太人就是撒向新的、令人恐惧和令人厌恶的社会秩序。如蒲鲁东所说，犹太人“生性就是反生产者，他们既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商人”。
⑥引自莫斯，《走向最终解决: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Georage L. Mosse，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London: J. M. Dent &Son, 1978,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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