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瞪口呆的贵族看来，国内正转变成犹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不止在一个方面威胁到了原有的精英。他们展示了以金融和工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和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继承权为基础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竞争。他们还掩盖了在声誉大小和权势大小之间一度具有的一致性；作为一个受奴役的群体，根本没人尊重他们，而他们从废物垃圾堆里捡来一架梯子，并顺着它爬到了权力的位置。对急切地想要保住国家领导权的贵族来说，工业化意味着双重威胁：正在做的一切和是谁在做这一切。犹太人的经济主动性给已有的社会统治带来了危机，并打击了和已有的统治相辅相成的整个社会秩序。因此人们就倾向于把新的混乱、动荡与犹太人自身结合起来。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和破坏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最典型的是，犹太人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本应被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光滑了等级之梯使之可上下自如，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并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实际上，当犹太人的同化驱力接近于可被他们主人的社会吸收的界线时，犹太人中受过教育的精英就会更倾向于作社会批评，因而被许多国内的保守派看做是一支内在的不稳定力量。比雅勒在其有见地的总结中认为，在即将进入二十世纪时，“犹太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尽管在其他各个方面意见分歧，但在一个方面达成一致，即当代欧洲的各个社会都不适合犹太人居住。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社会或者改变犹太人与它们的关系才能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现在，‘常态’意味着社会实验，意味着从未存在过的乌托邦理想”。
比雅勒，《犹太人历史中的权力与没有权力》(David Biale，Power andPow-erlessness in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1986,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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