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犹太人的“粘性“又获得了另外一个层面。跟其他群体不同，犹太人把兴趣投向了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公民权。用阿伦特值得铭记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他所有群体相比，犹太人受到了身体主宰关系（bodypolitic)的界定，他们的地位也是由身体主宰关系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身体主宰关系没有其他的社会实体，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犹太人处于虚空之中。”这在整个欧洲的前现代历史当中都适用于犹太人。依据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封建秩序，犹太人成为国王、诸侯或者地方军阀首领的“附庸犹太人”(Königjuden)、财产和卫士。他们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诞生，也在政治意义上维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集体地没有卷入社会纠葛；他们外在于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们存在的界定中与阶级亲和或者阶级冲突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相关之处。作为存在于社会当中的国家的一个延伸，犹太人在社会意义上内在地就是外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给两方充当缓冲器，隔在社会与其政治主体之间紧张而又危机四伏的交往过程中，而总是在冲突激化的时候承受最先和最残酷的打击。他们能指望的保护都来自于国家，正是这样，使得他们不可救药地依赖并且是一直依赖政治统治者的善意，也使得他们面对王室的恶意或者贪婪时变得极其软弱。他们的社会位置之不协调性——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恰当地反映在对社会和政治的分离做出的同等不调和的反应当中，而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分离却标志着现代性的来临。要打破这种长期的对政治统治者的依赖，就需要获得非政治的社会基础，并因此在政治上获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①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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