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
民族主义的主张自身常常不协调并互不相容的事实，一点也无法使犹太人在各民族间不协调的命运有所好转。通常，各民族既有自己所害怕的压迫它们的民族，也有它们所鄙视的被它们压迫的民族。很少有民族会热心地赋予其他民族与它们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同等的权利。在民族自我生产还没有完成的混乱时期，民族的游戏已经成为了胜负所系的游戏；他人的主权成了对自己主权的一个攻击。一个民族的权利在另一个民族就是越轨、固执或者傲慢。
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东部和中部——在十九世纪，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大熔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令人畏怯，那些地方要么是古老而又尚未满足的，要么是在饥饿中积极进取的。实际上，要偏袒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主张，就不可能不成为其他几个已有的或上升的民族的敌人。这把犹太人推到了一个极其窘迫的处境。普尔泽认为：
他们的职业结构、总体上较高的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对于政治安全的需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同占优势的、“历史上著名的”民族(波兰人、马札尔人、俄罗斯人)联合起来，更少与那些被淹没的、农民的、“历史上无名的”民族(比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联合。因此，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他们洗刷掉了作为德国人的耻辱，尽管这对于作为一个种族的他们轮流受波兰人和马札尔人的压榨
卡茨，《从歧视到毁灭：1700—1933年的反犹主义》(Jacob 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6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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