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实中的种族政策还要可怕得多。与居特的观点相反的是，纳粹的统帅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的关注限制在“我们的后人身上”。由于物力允许，他们开始改善现在的一代。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可行道路就是对“无价值的生命”(Unwertes Leben)实行强制驱除。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保证在这条路上前进。依据环境，制定了“消灭”、“结束”、“撤离”或“缩减”（应读为“根绝”）等参考手段。依据希特勒在1939年12月1日颁布的命令，分别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哈达马尔（Hadamar)、松纳斯坦(Sonnenstein)、艾希贝格（Eichberg）建立了集中营，并把这些集中营隐藏在双重谎言之下：在创建者之间的秘密会议中，他们称呼自己为“安乐死所”，然而在范围更广的场合下，他们就使用欺骗性更强、更使人迷惑的“机构护理”或“转移病人”等慈善基金会的称呼——或者使用温和的“T4”的代号（源自柏林的提尔加腾大街，是整个屠杀行动协调办公室坐落的地点)。⑨在众多教会名人的大声疾呼下，1941年8月28日希特勒的命令被迫撤销，但“积极地管理人口趋势”的原则是决不会被放弃的。它的关注点，跟安乐死运动发展的毒气技术一起，只不过转移到了不同的目标上：犹太人。而且地点也不同，比如索比波尔（Sobibór）和切姆诺（Chelmno)。
⑧ 格罗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Walter Gross，National SocialistRacial Thought')，见《德国话语》， p. 68。
⑨参看弗勒明，《希特勒和最终解决》(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5。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