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变革是社会工程规模浩宏的一次运动。“种族血统”在一连串工程尺度中是最关键的环节。在里宾特罗甫的促动下，为了进行国际宣传而出版的措词温和谨慎的英文版纳粹官方政策汇编中，内务部国家卫生局的居特博士将纳粹统治的主要任务描述成是“一项一贯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并且解释了这种政策必然要涉及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我们或许不能改善这一代人的体质水平，但肯定能改善我们的后人的体质。”居特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选择和消灭政策要进行下去就“必须沿着科赫⑤、李斯特⑥、巴斯德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条广泛被采纳的路线走下去”⑦，并由此形成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实际上，是其顶峰。
人口政策和种族福利开导处(the Bureau for Enlightenmenton Population Policy and Racial Welfare)的领导格罗斯博士详细说明了种族政策的实用性：扭转目前“遗传条件较好的居民出生率下降，而遗传不良、智力有缺陷、低能儿和遗传罪犯等无限制地繁殖”⑧的趋势。由于他是写给不可能支持纳粹决策的国际读者的——这些决策不受像公共舆论或者政治多元化那样的非理性事物的左右——让他们看一看现代科学和技术在其逻辑终点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所以，格罗斯也就没有必要冒险做出超出消除遗传上之不适者的事情来。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⑤德国细菌学家，提出鉴定某种微生物为相应传染病病因的“科赫原则”，获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
⑥ 英国外科医生，医学科学家。——译注
⑦ 居特，“人口政策”(Arthur Gutt，Population Policy')，见《德国话语》(Germany Speaks),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8, pp. 3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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