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工程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新的、更好的秩序的目标(这项工作必然要求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灭任何破坏性因素)的概念中，种族主义确实是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相共鸣的。至少，这种共鸣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惟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真善美，是和应是，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而这些目标也只能通过从这种观察得出的客观知识来使自己得到合法化。莫斯在他材料翔实论说有力的种族主义历史中总结道，“将启蒙运动的哲学对自然的研究从它们对道德和人性的检验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自然科学和关于古代的道德和审美理想就结合在一起”。在启蒙运动塑造的形式中，科学活动的特征是“尝试通过观察、衡量、比较人的群体和动物群体’与身体和心灵统一的信念’来决定人在自然界中的确切位置”。这里的精神“应当用一种有形、物质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这样就可以被测量和观察”。颅相学(通过对头骨的测量分辨特征的艺术)和人相学(从面部特征获得品质信息的艺术)充分获得了新科学时代的自信、策略和野心。人的气质、个性、智力、美学天赋甚至政治倾向都被认为是由大自然决定的；至于具体决定的方式，则可以通过细心地观察和比较甚至是最难懂、最隐蔽的精神品质的有形物质“基础”来弄清楚。感性印象的物质起源成为揭示大自然秘密的线索；这种秘密通过一种科学必定能够破译的密码被标记和记录下来。
①罗森伯格编著，《狄特里希·艾卡特：遗训》(Alfred Resonberg ed.，Diet-rich Eckart：EinVermächtnis)，Munich，Frz. Eher，1928。引自莫斯，《纳粹文化：编年史》 (George L. Mosse, Nazi Cult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81,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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