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弗兰克(WalterFrank)将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描述成“德国学术界与世界犹太人斗争”的传奇故事。从纳粹统治的第一天起，由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主持的科学机构，就已经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来调查“犹太人问题”。新德国疆域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犹太人进入德国宗教生活研究所，以及臭名昭著的罗森伯格的犹太问题研究所，只是许许多多科学中心中的几个，这些中心把解决“犹太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学术方法论的一次应用，并且它们从来也不缺乏持有学术证书的科研人员。它们在开展活动的一个典型理由是
几十年以来，整个文化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生物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从上个世纪中叶达尔文、孟德尔和高尔顿的学说开始，后来又受到普洛茨、沙尔梅耶尔、科伦斯、德·弗里斯、切尔马克、鲍尔、鲁金、费希尔、伦兹以及其他人研究的推动……人们认识到，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法则也应该适用于人类……
其次—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
④参看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53。
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pp.56, 33。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