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自己，亲爱的南尼。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敞开批判的、论辩的功能—填满它、扩散它、强加它。我不十分清楚怎么做，但我知道必须这么做。我们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当人们谈论某些东西时，自行审查就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仅“革命”、“前卫”、“共产主义”这样的术语从记忆中被抹去，就连罗伯斯庇尔或列宁那样的历史人物也难逃一劫。随着近来一部法国大革命的词典把圣茹斯特(Saint-Just)排除在外，我相信，这一做法已然登峰造极。我不清楚如何把这些词语和这些人物重新引入当代人的意识，但我确定，那会是美好的，或者不是美好的。所以，一种叙事模型必须被建构起来并穿越一切艺术，以便在一个实践计划的统一中对之进行重组。我不知道我们将要沿循的道路是属于建构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还是属于去神圣化的、对抗的、增生的朋克。或许后者更符合我们所处之时代的荒谬与残酷，但还有别的东西。当我在西方世界的诗歌传统中追溯一段唯物主义的可能之历史的进程时，我发觉自己面对着19世纪的诗歌三巨头—荷尔德林、莱奥帕尔迪、兰波—并且，我似乎抓住了这条界限:在其边缘，世界的虚假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于它释放出另类选择的光芒，重新建构的潜能。现在，那道能够属于我们的不可抵挡的防线就是伟大的绘画和伟大的戏剧在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向我们提出的这创造性的唯物主义。虽然整装待发，能够立刻将我们的巡逻队派向未知的区域，进行侦查和破坏，但首先是为了实验与重构。
论建构，致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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