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让我们瞧瞧艺术家的形象在今天是如何发展的。市场是基本的条件。诗性形象的诞生发生于市场。在这方面由于一个隐含的矛盾，那样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发现，即想象、品味和批判的理智都遭到了市场的阻塞。对艺术的直接肯定同时也是矛盾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迅速转向这个矛盾——我已在别处谈到了它(我给你寄了一份致吉奥乔的论崇高的信件副本)——不要忽视其另类的可能或漂移——也就是，拒绝的直接性、崇高的爆发、市场的断裂作为一个宏大的不可承受之维度所允许的不同可能性。所以，那些另类的可能恰恰是在拒绝的领地上开放。
第一个可能性是乌托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艺术家同崇高决裂，并把自身抛到崇高外部时，他就随身携带了一种抽象的经验。超越崇高就是超越抽象—不是为了返回自然，而是为了在抽象内部，从抽象当中，建构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自然，一种新的交流关系。由此，崇高的断裂所强加的知识经验和伦理经验的解放内容，根据新世界的自由，根据抽象人工性的法则，得到了阐释。正是在那里，通过一种矛盾的、时而弱化的方式，乌托邦重新提出了自身—回归自然，拒绝在新世界之构造的抽象的、时而冰冷的领地上前行，害怕人工，恢复共同语言，经验的现实主义……在此情形下，乌托邦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态度，一种反动的趋势—幻想着重新发现一个现成的世界。在这里，独一的自动价值化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勇气去直面规划的抽象集体性，直面真正的乌托邦，那样的乌托邦要在抽象之外，在我们潜能的绝望前行—谁知道呢，或许是向着虚无的前行—中找到。我们不如说在自然中——在一个不复存在的未经腐化的自然的神秘化里—寻求救赎，或在上帝身上寻求，但无视一个事实，即上帝如今无处可寻，除非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人工的潜能。简言之，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建构它，或者，的确，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无知的庇护所(asylum ignorantiae)，一个无用的小饰物，而加以忘却。乌托邦是一个幻觉—而且，今天，乌托邦只能是反动的。它不再提供任何希望的闪光了。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67
1 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同前，218，有改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