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我们讨论的这一节点出发，在我们的视角上关注这一切。实际上的从属的发展，也就是这样的权力，它把一切生命范畴还原为一种符合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单一形式—而艺术在此情境中首当其冲——那么，这样的规定是绝对矛盾的。在此发展的层面上，它很快面对着一种根本的另类可能，也就是拒绝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支配。这根本的另类可能并不出自道德的或单纯个体的冲动；相反，它和作为生产者的主体在社会构成运动中占据的位置有关。所以，艺术，作为一种为了享受自由而倾向于大众劳动之价值化的活动，作为一种通过集体劳动力的解放来实现的存在之超脱的建构，只能拒绝资本的支配。艺术不能接受资本的权力。如果艺术家接受了，这只意味着，他们缺乏意识，并且，他们的话语代表了一种矛盾修辞(contradictio in adjecto)。在别的时候，当资本的支配尚未延及整个社会时，你仍可以发现一些空间，在那里，诗性的自动价值化为自身保留了一种对自由的关注。如果享受艺术的人是上层阶级，那么，这并非偶然——就像马克思正确地评论道:“少数人的非劳动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1同样，如果对许多艺术家而言，赞助发挥了一个积极的功能，那么，这也不是偶然:赞助允许他们不用像资本的奴隶一样活着，而是相反地，从侍奉资本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但当社会对资本的实际上的完全从属变得如此彻底时，艺术的自动价值化就发起了反抗。其形而上学的状况就是反抗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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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