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根本的转变，也就是，后现代的危机，实际之从属的断裂，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被迫通过抽象，运用抽象的材料，建构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新的运动。但一个运动也是一次记述(récit)。未来的事件是由一次记述建构的。革命事件的危机和革命记述的失败相关，而只有一个全新的记述才能成功地规定——不是一个革命的事件，而是——思考的可能性。今天的艺术就是在这个点上检验事件和记述之间的关系。它被迫走出后现代的话语并向前一跃，超越所有界限所以，它要么会在一个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乌托邦式重复中沦没，要么会在一个断裂行动的狂暴而绝望的追索中自取灭亡。不，断裂及其存在之重，不得不在另类的存在之可能的记述中，在存在之超脱所暗含的意图的记述中，展开。这一记述之展开为事件奠定了基础。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么：记述和过去，和所欲之事件，大有关系——换言之，毫无关系，或几乎无关。事件对记述的吸引和记述在新的事件里的告终——既期待已久，又出乎意料—这种朝向未来的张力，既不被预示，也不可预示，相反，它是解放的进程本身。那么，再一次，记述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返回这一情境:某人等待事件，并强迫自身去建构它。正是在这里，诸众，诸众的全部想象力，运动了起来。这难道不是最难以置信的张力吗:一种记述的张力，它为了朝向未来而拒绝过去，它把自身完全地置于一种朝向新事件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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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