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真实可能性的无限数目，这一切都内在于它。然而，这个回答仍然宽泛，不够充分。我们应有必要展开的根本大讨论是关于事件(l'événement)的规定。在这抽象的领地上，也就是，在我们所频频抵达的这唯一的领地上，我们如何建构，或者简单地思考事件呢？我们如何我不说预示，也不说预构，而只是说——预感到确定的事件？我们如何接近存在之超脱？接近它的等待，它的实现?
今天，恰恰是诗歌活动能够通过一个坚定的决心，把我们引向人类的这一使命，引向知识分子的这一义务。诗歌活动并不剥夺大众的固有力量;而只是建构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交流形式，一种适合于对象的语言。它是前卫行动的原型和楔石。它把未来读作行动中的想象力。理智和感觉的潜能，建构的权力。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奇迹不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干预，不是一个不当事件的天使般的爆发而不如说是事件和历史之间的一种联系，一个与事件相一致的故事的建构，因此也是事件在记述中的一次发展。这新的强有力的综合向艺术和诗歌的运动表明，它们根植于存在;所以，它们能够规定一种超脱。正是这种根植于存在的感受允许艺术家实现他自己。事实上，他建构了一种语言，或不如说，一种语言的某些词语，而由此出发，他又重构和更新了一整套逻辑。艺术家是集体行动和解放事件之间的中介：前者建构了新的存在和新的意义，后者则把这新的词语固定于存在之建构的逻辑。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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