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观了双年展并同南希讨论之后，我已试着澄清我的观点。显然，我们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当中，而生产——包括艺术生产——如今正在空无中打转。从中是否仍有可能找到我们所追寻的美之发展？仅存的可能性似乎是从虚无中(ex nihilo)建构出什么。但从一种绝对内在性的视角来看，虚无来自哪里？就像笛卡尔把对我思(cogito)的探寻之苦体验为一个漫漫长夜，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危机感、战争的风险和思想的恶性循环之间挣扎…就连海德格尔的那个在存在边缘释放的诗艺之假设也在我们眼中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我们注定要留在这个无法解决的危机之境地里，不得不穿越一场走不到尽头的战争的滚滚硝烟。我们已坐上了大胆妈妈的货车1。
正如你所见，这第九封信把我带到了悲观主义的深渊……不，当然，我在开玩笑！但如果我把美的定义思考为一种活生生之劳动的超脱，或者，把艺术的定义思考为一种解放的集体行动，后者反过来又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存在之超脱，那么，我就不得不承认，一种消极的转变的确已经发生—因为我再也不能享受这存在之超脱了，因为我不再成功地让那无中生有的时刻独立出来。上帝之死的阴影已彻底笼罩了舞台。我记得几年前在米兰小剧院(PiccoloTeatro)上演的由吉奥乔·斯特雷勒(GiorgioStrehler)执导的《大胆妈妈》。其整个的建构是基于一辆装满活生生躯体的货车和一面由闪电、毁灭及绞死者构成的幕布之间的对比。随着上帝之死，永恒性很有可能就是这面幕布。我们如何从中走出？我们如何穿越这片荒漠，我们如何再次想象世界会向欢乐敞开？
论生命政治，致玛丽-马格德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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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剧中主角“大胆妈妈”就赶着她的货车随军叫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