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的研究中疑惑重重地前行。我深信，不管怎样，这些饥荒和战争的岁月会允许我们发现存在的新的维度。但显然，唯当我们把诸众引人这存在的游戏时，生存的永恒根基(它往往如此弹跳不定、难以捉摸)才能得到革新。这里或许就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最后一程的内容:主体性的生产—它作为诸众，穿越了存在之整体。我们知道，在后福特主义里，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非物质，越来越协作化。但在实际的情境中，智力和协作同样越来越不可能被包含于价值生产的世界秩序。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是一种过度。我们不知道，这种过度，这种极致的超脱，包含哪些部分我们会想到艺术，或者，想到革命—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过剩就在那里，构成了一种生产的根据，为了建构一个新的世界，它可以像一台机器一样被组装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博伊斯和塞拉是这独一生产性的过度之整体的两个引人注目的表达，而我们就把那过度的整体称为诸众。就这样，在一种逻辑的和物质的潜能的逐渐增强中，通过始终停留于那个被给予我们的世界，我们开始一点点地看到，创造的丝线在表面上出现—或许，在我们当下所是的这个战争和恐怖的世界里，尚有可能把这些丝线织到一起。上帝也许死了，但国王还没有，他正试着重建利维坦，并通过同一性的再度配置，让我们窒息。在这里，创造和创生变为抵抗的行动。而且，它们是叛离之行动的形象—要去追求潜能和欢乐，要去远方，既留在这个世界之内，又在它的动力学之外，创造集体的意义，发明新的共同经验。有必要对创造进行一次新的阅读，而这样的必要性，不过是这么做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表达。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亲历了一种生活，它完全地投身于对共同性的追求，并相信诸众能够把共同性创造出来。目前，共同感已先行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不再有什么前卫派，而只有我们—我们，诸众—试图占有的一种存在之过剩，而其他人发动战争，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我们。但抵抗的优势在于这一事实:它活在存在的内部，并且能够占有存在的最最微小的碎片，同时也等待着把那碎片投入其整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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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