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在战略行为中，则缺乏这种背景性交感，人们并不期望被表达意向的真诚性，而且话语对规范的遵循(或规范自身的正确性)与交往行为中的情形相比，也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偶然性地被预先设定的。一个反复走出无意义棋着的人，使自己不能成为合格的下棋者；而一个遵循比棋艺规则更多东西的人则不是在下棋。战略性行为保留着相对于行为动机条件的冷淡持中性，交往行为的交感性预先假设却可以促成行为动机。这样，战略行为必须是团体化的，即必须被嵌入到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中，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保持着动机条件的满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由规范指导的交往行为的框架中区分出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任务方面(借用帕森斯的术语)。在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中，仅仅假设每一个主体都在遵循他已经为自己确定的偏爱和决策准则，这种偏爱和决策准则是独白式的，并完全不顾及是否与其他主体相一致。这样，当一个战略行为系统(例如，战争)使若干主体在一定偏好方面的一致成为必要的时候(这种一致事实上并没有被利益情境所保证)，有目的-理性的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限定或被团体化（例如在海牙非常议会的框架内)。团体化再一次意味着交感行为的组织，交感行为的组织则依赖于主观际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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