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可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重要性的例子，是关于官僚-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类归属问题。这里，我甚至不能简略地回顾一下对这个问题已经提出的最主要的各观点。作为替代，我想提出一种角度，以此为基准，可以对那些不同的观点大体分类。一种意见认为，官僚-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种意见看来，问题则在于有两种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变体，即同一个组织原则有不同的历史表达。第二种意见不仅通过大量论文(有许多不甚有力)以平常形式提出，而且也得到了理论家们的论证，这些理论家—例如阿道尔诺——绝没有轻视生产方式中特殊系统间的区别，但又(如M·韦伯)把它自身的重力归因于工具理性的独立自存化。②如果这种意见能够被证实，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特征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就将不得不以相当抽象的形式被把握，因为这样一来，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组织性的——将仅仅呈示出这种关系可能现实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假设前题下，批判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把结构性所限制的驾驭能力的枯竭当作表征物。在一定的情境中，这种枯竭也是一种信号，说明那种在现时代已经变成可接受的理性结构并没有枯竭，而且，还允许某种可领会的组织体现物在一种广阔的民主化过程形式中的存在。
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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