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果社会角色意欲控制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那么，它不得不与制裁机制相连接。由于(在初级人类社会中)制裁的可能性不再(像原始人社会那样)被具体涉及者的偶然性体魄所揽括，也不像在文明社会中那样被政治统治的力量手段所揽括，它就只能存在于关于已有规范的矛盾式精神专注的译解中。正像在禁忌发挥功能的方式中所看到的那样，译解模型把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重新体验着矛盾的心理感觉，该感觉必须由驱力系统的分化所—囿限于规范有效性的意识之内，即囿限到响应已有规范的情愿之内。⑥
鉴于若干理由，上述三项条件在语言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假设，那种导向特定的人类再生产形式以及因此导向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的发展，首先发生在劳动结构与语言中，劳动和语言比人及其社会更古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人类学概念来说，这一点可能意味着：
1.社会劳动的概念乃是基本的，因为社会式组织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而且先于社会角色系统的发展。
2.只有当我们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和家庭式组织原则的概念相结合，具有特定意义的人类生产方式才能得到适当的描述。
3.角色行为结构标志着与社会劳动结构相联系的某种新的发展阶段。交往行为的规则，也就是主观际有效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
4.生产和社会化，社会劳动与养育后代，二者对于种的再生产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同时控制着二者的家庭式社会结构——即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一体化——就是最基本的了。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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