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形成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着所有其它的社会系统—长期以来，这种上层建筑原理的经济主义变体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按照这种解释，每个社会都可根据它的复杂程度被区分为若干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可以依次分层地加以排列：经济层面、管理-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这样，这一上层建筑原理宣称在任何较高层面子系统上发生的过程都是被—在因果依赖关系意义上低于它的子系统层面上发生的过程所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一种较弱的变体则声称，较低层面的子系统对于比它高的系统的发展施加着结构性限制。结果，正像恩格斯谈到的，经济系统“归根结底”决定着其它子系统的可能发展范围。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我们发现了支持第种译解的表述：在拉伯里奥拉(Labriola)和M·阿德勒(Adler)那里，则可发现支持第二种译解的信息；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柯尔施以及阿道尔诺等人中间，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完全排除了上述水平层次模型，在社会总体性概念中，上层建筑原理假定着所有社会表象对经济结构的同心式依赖关系，经济结构被辩证地设想为存在于诸多可观察现象中的本质。
然而，马克思由此提出上层建筑原理的关联域却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首先仅仅意指这样一个批判性阶段：社会开始进入某种新的发展水平。被意指的并不是对于社会的本体论译解，而是假设在社会进化中，经济结构起着领头作用。非常有趣的是卡尔·考茨基的下面这段话：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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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82。——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