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最后，全部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机构才被看作某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决不适用于它们在历史中的个体表象。不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它类型的历史性个体表象，在某些方面将作为基础而活动，在另一些方面又将作为上层建筑而活动。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断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新表象来说才是无条件有效的。
马克思引进基础这个概念为的是界定这样一个问题领域，对该领域来说，某种关于进化性创新的解释必须列入参考之列。这种解释认为，只有进化性创新才能解决那些在社会基础领域中发生的难题。
关于基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导致下列认识：基础领域总是和经济系统相一致。其实，这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才是真实的。我们已经通过生产关系调整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进而间接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把生产关系确定了下来。在原始社会中，这种功能是由亲族系统来执行的；在文明社会中，则由统治系统来执行；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市场与它的操纵功能一道被假设为具有使阶级关系稳定化的功能的时候，生产关系才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出现并采取了某种经济形式。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其至展望了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进化优势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设若趋势确实如此，则生产关系就将担负不同的组织作用了。
生产关系围之环绕并使之具体化的组织内核，规定着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一体化。关于社会一体化，我和杜克海姆(Durkhei-m)都把它理解为通过价值和规范来保障某种社会生活世界的统一。如果系统问题不能在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内得到解决，如果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自身必须被革除，以便为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创造条件，那么社会的同一性就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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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