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克思对危机机制的看法有如下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经常在某种技术意义上被理解。结果，该原理就变成：生产技术不仅使一定的组织和推动劳动力量的形式成为必要，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使适应于它的生产关系成为必要。生产过程被设想得如此统一，以至于生产关系恰恰是建立在这个生产力运用的过程中。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这样一类理想主义的概念手段(“劳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颇有助于支持上述观念。而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引出”被由工具主义的行为模型“引出”所取代。
然而，我们必须从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水平中分离出交往行为的水平来(在社会的共同活动中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上述原理则可理解为：(1)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学习机制，它规定着技术和组织性有用知识的自发增长及其向生产力的转换；(2)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之间有着某种结构性适应时，一个生产方式才处于均衡状态；（3)内在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系列之间出现结构差异；(4)两个发展系列的结构性差异将打破给定生产方式中的均衡状态，并必然引向现存生产关系的废除(例如，古德莱尔就是在这种结构主义意义上解释该原理的)。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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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马克恩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83。——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