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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概念的抽象程度不足以捕获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生产方式可以在两种水平上被比较：(1)生产资料的结合规则；(2)这种结合规则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结构适应性。在第一种水平上，马克思的区分是根据财产的公有或私有作出的。然而，关于生产资料独占性支配的观点仅仅导致有阶级结构的社会和没有阶级结构的社会间的界定。那种根据私人财产权被建立的程度、以及根据剥削形式(国家对乡村公社的剥削，奴隶制剥削，农奴制剥削，以及雇佣劳动制剥削)而作出的进一步的区分，却又太不明确，以至不允许进行毫不含糊的比较。为了获得更大程度的精确性，芬莱(Finley)建议采用如下观察点：(1)与对事物的支配力相应的对财产的要求；（2)与对人的活动的支配力相应的对人的劳动力的支配力；(3)与从惩罚角度出发的豁免相对应的惩罚力；(4)司法审判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5)家庭范围内的特权；(6)社会变动性的特权(水平的和垂直的)；(7)在宗教、政治及军事领域中与责任相对应的特权。这些一般社会学的观点当然允许对某种给定经济结构作出更具体的描述，但它们的分析广有余而深不足，结果将是把诸生产方式变成许多各自独立的东西，并减弱了它们发展的逻辑性，这种归纳主义道路最终将导致种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丢弃。当然，这样一种可能性——有朝一日，人类学-历史的研究可能迫使我们丢弃种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先验地加以排除。但同时，另有一条迄今还没有充分考察过的、可能引向另一种(正好相反)方向的道路却打动了我。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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