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封建主义的分类也同样遇到很大困难。它是否是一种可清晰界定的生产方式？还是仅仅为一个无需分析的集合性概念?如果确有一种这个类型的、独立的生产方式，它是否标示着某种普遍的发展阶段？如果是，是否只有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达到了这个阶段？
4.第3点提出的问题又进一步与如下的问题相关连：古代文明如何与发展了的文明区分开？社会子系统的分化和层次的增加乃是在同一个政治阶级的框架内发生的。在所有从进化意义上讲是获得成功的文明中，都有某种显著的、世界观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从神话的宇宙世界观转变为以宇宙伦理学形式出现的、理性化的世界观—这个变化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这种情形怎样根据唯物主义原则加以解释？
5.以后工业社会理论为一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理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争论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个关联域范围以内。除其它问题外，它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通过政府于预对资本主义的调整，是标示着旧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还是标示着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
6.所谓社会主义过渡性社会的分类也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某种进化方面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或者，它们仅仅是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两种变体？
上面这些重要的问题及其它类似的问题已经使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产生了对发展的普遍阶段的怀疑(见他对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诸形式”一文的介绍)。当然，这里仍然保留着如下的疑问：上述问题是否仅仅与某种正常的科学探讨途径相联系，还是必须被理解为一些信号，标志着研究方案的无结果性？我的意见是，目前最好不要以这种方式作出定论，因为生产方式的概念也许并不像一把没有经过充分挫制的钥匙那样，如此不适于开启社会发展的逻辑这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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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