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随着某种集体的政治秩序的引入，又出现了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问题。最迟是在发展了的文明中，由国家奠定的秩序化成就成为中心性需要，法律可靠性作为稀缺的能源进入到意识之中。关于社会压迫和专制的体验不得不与统治的合法化相平衡。这一点，是在理性化世界观的框架内完成的(进一步讲，正是通过理性化世界观，前面阶段的中心问题—力量之无有——才得以消解)。
3.在现代，随着经济的自主化，则有社会系统与外在自然之自我调节的变换问题产生。最迟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社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规则之下，结果，价值作为稀缺的能源进入到意识之中。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体验召唤着社会运动的付诸实行和与此相应的安抚策略。这些似乎将导致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方面的目标(进一步讲，正是在上述目标中，前一阶段的中心问题—法律的不可靠性——才得以消解)。
4.如果后现代社会来临，就像它在今天从各种角度被想象的那样，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人们则可以推测社会与内在自然之自我调节的变换问题的出现，稀缺的能源将再一次成为主题不是力量、可靠性或价值的填补，而是动机和意义的填补。在内在自然的社会一体化(前面所述的需要译解的准自然过程)能在推论意义上完成的程度内，参与原则将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走在前列。而同时处于增长之中的社会反常行为(和冷漠忧郁症)则可能唤起涉及动机控制的新的调整。届时，某种新的组织核心也许将环绕着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而出现，它是一种这样的组织核心，在其中，公共教育、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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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