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述观点的说明——对这些观点来说，至多只存在着一些线索——只是想阐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在社会结构方面固定化了的社会力量的特殊运用模式，甚至可能比阶级统治的经济形式还要来得长久(无论是通过私人所有权的运用还是通过由“高贵者”占据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用)。在阶级统治的未来形式中，对于社会心理方面的压力来说，“统治”(herrschaft—这个术语总是把公开的、束缚个体的、社会强力运用的政治形式在记忆中唤起，特别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统治形式)可能会第二次—既是弱化的，同时又是被强化的—被折射出来，并且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内战，而是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教育系统。至于这种情形是否将在扩展了的参与活动和增长中的社会管理之间、以及在成为反思性的动机形成过程和社会控制(即对动机的操纵)的增强之间必然引起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不能被预先判定的(尽管存在着已经复活的悲观主义人类学颇为自信的断言)。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与社会的自身组成相连接的问题谱系，其范围是从与环境相联系的界定开始，中经自我调节和与外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到与内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为止。伴随着每个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情境的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匮乏：适宜技术力量的匮乏、政治性确立的可靠性的匮乏、经济所导致的价值匮乏、以及文化性填补的意义匮乏。这样，新的历史需要才被推到前面。如果这个纲要是近乎合理的，则将有下列情形相跟随，即对于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领域来说，其逻辑位置已经穷尽于动机形成的内省式回转和意义的结构性匮乏。前一个循环的终点，可能意味着在某种新的水平上向问题界定的返回，也就是向社会化过程与之相冲突的内在限制之发现的返回，向新的、以上述社会个体限制为基础的偶发性之反抗的返回。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