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语言交往-——作为理论家，我们必须总是(已经)依赖于它—之规范基础的场合，情况就不甚相同了。在采纳一种理论态度时，在从事演讲论辩时，或者在任何形式的交往行为中，我们都总是(已经)作出了——至少是隐含地——一定的预先假设，在这个预先假设之下，单独的交感才是可能的——例如，像这样一种假设：真实的陈述优于虚假的陈述，正确的规范（也就是可证明其正当性的规范)优于错误的规范。对于一个在普遍语言交往结构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存在来说，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具有普遍的、无可回避的、以及（在这个意义上）超验的假设前提的约束性力量。理论家在面对内在于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时，并不拥有像他面对有关健康的基本生物学价值时所具备的选择的可能性，否则，他将不得不否定一些预先假设，而这些预先假设一旦被否定，进化理论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并非自由地拒绝或接受与人类认知潜能密切相关的有效性要求，那么所谓“决定”赞成还是反对理性、赞成还是反对理性化行为潜能的扩展，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鉴于以上这些理由，我不认为对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尺度的选择是一种专断，生产力的发展，连同社会一体化形式的成熟，同时在两个侧度上意味着学习能力的进步：客观知识方面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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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