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努力才是可理解的。
在C·H·瓦丁顿(Waddington)看来，进化伦理学乃以生物学家的元伦理学洞见为基础(“生物智慧”)，“伦理信仰的功能就是充当人类进化的媒介，而且进化本身也显示出一些可认可的进步方向”，他相信他自己能避免陷入自然主义的谬误：
我认为，如果我们运用规范的科学方法去考察伦理信仰在世界发生的因果联结中被卷入的方式，我们将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伦理化功能乃是充当人类进化之进步的中介，这个进步现在主要是在社会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内发生着。我们也将发现，这个进步在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亦展示着某种方向，即作为生理健康的概念，从良好或病弱等方面得到定义。把上述两点综合到一起，我们就能界定某种尺度，就其有效性而言，该尺度不依赖于任何预先存在的伦理信仰的认可。
但是，如果由进化选定的任何伦理性的生物智慧都是在下列事实、即它促进了进化和社会系统的学习能力中得以表达的，我们就不得不预先假设：(1)我们知道社会进化是如何被衡量的；(2)我们把社会进化视作好事。瓦丁顿则是从这样一种想法开始：上面两点预先假设已经在生物学中恰如其分地被证明，因为：①自然进化的方向性尺度被认为同样适用于社会进化；②在生命再生产中，健康作为某种客观价值被肯定。但瓦丁顿忽略了即便①是没有问题的，②也存在一种自然主义谬误：生物学家决不是被迫把观察到的、内在于有机生命的自我保存倾向当作他自己的偏好来采纳，除非他承认他自己也是一种生命存在。但认识主体在自己的客观式态度中，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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