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族。作为最后一个复合体，民族拥有某种特殊地位，这是就民族意识在独立运动中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之前，常常以某种共同语言为基础，并在非常不同的文化中不甚显眼地发展起来而言的。实际的民族同一性(在19世纪)成为一个争辩的主题，只是在那些现代化过程被延缓的地方才是如此，就像1804年被分解的、帝国的后继者那样。而那种服务于析分内部敌人的民族主义—例如俾斯麦帝国之于Reichsfeinde(国家之敌。包括社会主义者、波兰人、天主教徒)——已不再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在它的形成时期所具有的合法化主题，毋宁说，这种民族主义现在反映的是一种合法性冲突，说明这个国家在下列一点——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解阶级结构、而是第一次作为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给阶级结构以纯粹的表达——变得日益清晰时，已深深陷入民族同一性的冲突之中。自19世纪以来，这种震荡在由国际工人运动所构成的对合法性的威胁面前，已经成为持久性的现象。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合法化主题。它们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表达着自身，即只要人们(就像汉尼斯那样)把自已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少量事例内部，局限于少数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合法化危机，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种表达就将保持隐而不露。对象被合法化的程度之能被推测，只有当人们深入思考长达若干世纪的压迫、思考那些巨大的战争、思考那些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及其胜败——所有这一切都为现代国家的产生铺垫了道路——时，才成为可能。例如，我正在思考被那些现代化研究称之为“渗透过程”(行政管理力量的建立)的反抗，诸如饥饿者的反抗(食品供应短缺时)、赋税者的反抗(对公众的剥削无法忍受时)、对招募新兵的反抗，等等。这些局部性的、反对现代国家各分支结构的造反，在19世纪汇成一股股细流。尔后，这些造反又被手工业者、现代工业中的工人、农村无产者的社会反抗所取代。所有这些都促动了新的合法化问题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再单纯依靠民族意识的一体化力量，它不得不试图去遏止内在于经济系统的种种冲突，并把它们——作为某种超越分配问题的组织化斗争——引入政治系统。哪里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哪里就将采取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的现代形式。
第五章 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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