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同样不能确定的是特别有利于“意识形态计划”(卢曼)的社会结构条件。教育系统在横向、纵向两方面的扩展，确实使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点变得更容易了。但是，政治的符号化使用(在M·埃达尔曼(Edelmann)的意义上)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受自我矛盾的种种行为的影响〔在晚间新闻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详细说明投资控制乃是一项“向前看的产业政策”，第二天，公民们却在《明镜》杂志里读到维纳尔(Wehner)对此的否定：“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语义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在这里暂时忽略了《明镜》杂志的选择性销路。
3.如果在上述限制性情境中，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面保持在选民可接受的限度内，如果国家在自我降低其可接受性的临界值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那么，合法化的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情形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日益尖锐化的关于分配问题的斗争，分配乃是根据国家享有份额、工资份额和利润率之间的零-整体游戏规则来进行的。通货膨胀率、国家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率——它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相互替代——都是保证稳定这一任务失败的标尺。改革政策的夭折则标示着改变不情愿的生产结构和特权问题的任务的失败。目前，上面所述的某些征候，可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发现。然而，这些征候在政治学领域内的反响却极为微小。我手头暂时还没有能使我们满意地解释这种情形的资料，而这样的资料将允许我们对某些特殊因素的份量作出正确的估价—例如，从大学中扩散开来的转向之风所发挥的作用，这种转向是通过恐惧的唤起、大量的人类学悲观主义、以服从为美德的誓约、以及有关的争论等有意识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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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