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话的参与者通常具有使作为另一个继起的言语行为的内容而施行以言行事行为的选择自由。对于前一个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成分，他们可以采取一种客观性态度，并将该成分转换到陈述性内容的水平。自然，只是在实施一个新的言语行为、并该言语行为又依此具有某种非客观化的以言行事成分时，他们才能够这样作。对言语的直接和间接的提及，使明确表达自然语言反身性特点的可能性标准化了。一个发生于Tn的言语行为在主观际水平上的交往，可以在发生于Tn+i的某个进一步的断言性言语行为中、在陈述性内容的水平上被描述。但同时去实施和客观化一个以言行事行为，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其至连语用学理论都成为其捕猎对象的描述主义谬误来说，这种选择有时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场合。我们可以仅仅在客观化态度中分析言语结构，就像分析任何其它对象那样。在这样作的时候，实际伴随的以言行事成分不可能成为unoacto的对象，这种情形导致了许多语言理论家的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交往过程只是在一个单独水平、即内容或信息传递水平上发生着。结果，事情的关系方面失去了相对于内容方面的独立性，话语的交往作用失去了自身的构成性意义并被填加到信息内容之中，陈述的语用学操作—它在形式化了的呈示过程(例如符号逻辑)中呈示着话语的以言行事成分——也因此不再作为达到陈述性内容之理解的特定方式来译解，而被错误地解释为被传递信息的一部分。
与上述观点相反，我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乃在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以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我想在与意义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关联中使这个任务更加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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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