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之前，两组数据之间无差异。而一过这个年龄线，实际生存曲线便开始超过由新整理的数据所形成的理论曲线，越到后期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显著。
另一种检验方法仍然是比较分析。这次所比较的数据仍是1907年的统计图表和1977年的统计图表，具体则是比较1907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生活期待与研究者为1977年出生那一代人所预测的生活期待。结果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差异。该差异从两组被研究人群的1岁时开始，一直到老年，1977年出生那一代人明显占优势（尽管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其他一些对生命构成威胁之风险在之后会对这一代人产生影响)。
风险既与当下的实践相关，也涉及未来发生的事情，因此，对未来的殖民造成了新的风险环境，其中一些以制度化形式被组织起来。在相对较小的场景中（例如在不同文化中均普遍存在的赌博现象)，上述风险环境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在非现代文化场景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组织化的风险环境，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却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化形式。因此，弗斯描述了生活在所罗门群岛提科皮亚地区（Tikopia）的人们的一种试图自杀的制度化风险类型。[11]在当地，一个饱受委屈的人驾着一叶独木舟出海是种普遍现象。由于海水变化莫测，故这个人能存活下来的概率很小，而部落里其他人对此人消失的反应速度也影响着其生还率。虽然上述冒风险之举动与现代情景中冒风险的自杀性企图有着若干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在现代情境中制度化元素是不存在的。[12]
然而，就绝大部分而言，现代社会中以制度化形式构成的风险环境比前现代社会中的更为显著。这种制度化的风险体系事实上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是不是风险体系中的“玩家”——竞争性的产品、劳动力、资金市场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例证。这种制度化体系和其他风险参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经由普遍的风险而不是偶然碰到的特定的具体风险而构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以多种方式将个体与集体风险联系在一起。例如，个人生活的机遇现如今就直接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捆绑在一起。但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话题而言，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揭示的对未来的殖民的方式上。
此处我们以证券交易所为例证来进行分析。证券交易所是一个规范化的市场，它提供一定量的有价证券（securities）（这个多义词本身就很有意思)，由出借方发放、借用人持有，并造成一种构建风险（出借方和借用人双方都抱有获取利润之目的）的选择方式。它同时还具有根据证券之预期回报而对其进行赋值之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便把投资者的风险拉了进来。[13]借用人和出借方各有其不同的财务目标。某些借用人希望在长时段积累资金，而其他人则寻求更加短期的收益，并且为了达至这一目的时刻准备以其现有资本去冒相当大的风险。而出借方则通常希望资金在长时段上进行运作，但他们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损失之风险。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会在诸多风险以及克服这些风险的方式中作出选择，而出借方则会试图调整所得资本的合约条件，以抵消他们从其中获利的商业活动之风险。股票市场是一个理论化了的、复杂的、反身性的领域，这一现象直接影响借用与出借的危险性特征。因此，有研究表明，价格一收益比似乎并不能很好地预示后续的收益和红利增加。在股票投资市场上应用的一些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能说明股票市场无法辨别出哪些公司能对稀少的金融资源进行最充分的利用，也无法作出相应的风险策略计算。其他理论认为，利润之提留及其他具体因素能解释这一现象，并能相应地采取不同策略应对之。而利润提留策略本身有可能被所采用的理论所影响这一事实，为股票市场之反身性的复杂性提供了衡量手段。[1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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