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命运的概念绝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出现在与世俗风险类型观及与宿命论态度的不稳定结合中。对事物天意特质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运气概念得以生发的大背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一个与现代性本身的某些基本特征相关联的现象。从天意角度对历史进行再阐释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化的主要元素，不足为奇的是，我们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中找寻到它们残存的踪迹。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态度很可能常常保有天意观的强烈痕迹。人类集体或许生活在一个预示有大灾难的世界中，并将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危险，然而个体或许感觉应该相信政府、科学家或其他技术专家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克服这些危险。或者，个体也许会认为“一切事物的最终结果都会好起来”。
否则，这种态度便有可能滑向宿命论一端。宿命论思潮是作为对世俗风险文化的回应而出现的。我们会面临很多风险，但是作为个体（有时甚至集体）我们对其中一些甚至毫无办法。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也许会宣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最终都只是偶然而已。因此，我们也许就可能会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它都会发生”，并对之采取顺其自然之态度。这就是说，鉴于当下我们所面临要对个人和集体环境都采取主动且创新的态度之压力，我们将很难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坚持宿命论观点。在某些具体风险场景中的宿命论则倾向于转变成那种更具容纳性的态度—我所说的“实用主义的接受”或“犬儒主义的悲观”：前者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普遍化处世态度，而后者则是一种经由厌世的幽默来扫除焦虑的态度。[24]
有许多意外的、不受欢迎的事件可能会穿透本体安全的防护罩并引起恐慌，而恐慌则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从世界末日的倒数四分钟警告，到众所周知的不小心踩上了香蕉皮。有些是身体上的症状或缺陷，其他一些则是由可预见的或实际中心之所向的失败所引发的焦虑，或闯入周遭世界的未曾预料的事件所引发的焦虑。然而，对个体而言，最具挑战性的便是要应对恐慌与后果性变迁（即决定性时刻）同时发生的情形。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个体有可能会认识到其所面对的是一整套已发生过变化的风险和机遇。在这种情境中，个体被要求对相关种类的常规习惯提出质疑，其至对那些与自我身份认同最为紧密相关的习惯也要提出质疑。具体的策略则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个体会简单地持续既定的行为模式，而选择去忽视这样做是否符合新制度的要求。但在某些情境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某人在与其妻子分手后将不可能再保持婚姻状态下的那种行为模式。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本质上都要求个体去改变习惯并重新调整其规划。
131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