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文明和现代性之间画上等号，同时关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便会理解文明与负罪感和良心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马克斯韦伯对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一种良心形成之机制。[12]毕竟，韦伯笔下的资本家摒弃了伴随财富积累而来的那种欲求，并为现代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推动力。那么，随后的阶段—现代性逐渐成熟的阶段的情形又如何呢？弗洛伊德的信徒们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困难便是将他们的观点与极盛现代性貌似更多的自由放任相协调。或许，文明被其自身的需求所压垮，使得个体有机会去恣意妄为；或许，道德约束会以各种方式被享乐主义所取代。这些解释都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加强了的负罪感本来就与更加复杂的文明形态存在内在关联性，那么现代制度的逐渐强化和全球化的时期为何会导致负罪感舒缓呢？如果我们抛开日益增长的文明即意味着日益增长的负罪感这种定论，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在个体经验这个层级，现代性的发展特点是逐渐远离负罪感。或许在韦伯所描述的那种意义上，道德良知在现代的早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外部的道德力量才能转换成社会行动的内部标准。清教徒教义是新经济体制从外部限制中脱域过程中的变动因素，因此，清教徒教义遂可能成为超越经济领域本身的“起飞阶段”的重要工具“起飞”进而进入社会和自然的越来越包容的内部指涉秩序中。
然而，与其急于去寻求一种新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如认为清教主义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使得早期的创业者们在探索新路径的同时又不会与预设的习惯和风俗彻底割裂。这样，徘徊于现代性后续体系中的“清教主义幽灵”遂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外部性源泉，而不是如马尔库塞（Marcuse）及其他学者都论述过的那样，是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对传统的坚持被打破得越多，且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越是成为核心问题，那么心理上产生得越多的便会是羞耻感(而非负罪感)。毫无疑问，即便是在极盛现代性时期，负罪感机制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重大的道德牵涉所要求的。我在下文将要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现代性内部指涉性所催生的制度压抑远未结束。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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