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分析了两层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作为国家渗透“另一面”的私人领域和作为不可被揭露之物的私人领域。在这两个意义上，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反之亦然；两者都是渐渐出现的、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体系的构成部分。这些变迁也构成了私密关系转换之框架的基础。
第三组制度影响在于，上文所描述的两个广泛过程的心理后果是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关的羞耻感（而非负罪感）的增强。本质上讲，负罪感依赖于那些外在于现代性内部指涉制度体系的机制。负罪感含有道德上犯罪的意涵：一种源自挫败和无能的焦虑感，即无法在个人行动过程中满足道德规则的特定形式。此种焦虑形式在一些特定社会中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尤其是当社会中的人们要严格依据固有的道德戒律（包括那些为传统所确立或赞许的条款）来行动时更为如此。羞耻感比负罪感更直接且更广泛地与基本信任相关，这是因为负罪感涉及的是具体的行为和认知模式，而不是对自我完整性的威胁。与负罪感不同，羞耻感会直接对自我和周围社会环境的那种安全感造成伤害。自我身份认同越具备内部指涉性，羞耻就越会在成年人的人格中起到根本性作用。个体不再主要依靠外在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反身性的自我发展手段来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弗洛伊德也曾提出过的观点，即现代文明并非建立在对欲求的放弃之上。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是从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他谈论的不仅仅是现代性问题。[10]文明是任何超越“原始”本身的社会文化组织形式。它是一种预示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的渐进社会秩序。这种复杂性的代价以及文明生活使之成为可能的“更高文化成就”的代价，便是渐次提升的压抑及由此而生的负罪感。文明预设了一种对身体的剥夺，因为只有这样，一些特定的冲动才会被克制住，否则这些冲动会导致对陌生人不当的情欲投入，或对他们产生无法接受的攻击性行为。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生活普遍来讲比“原始生活”更为安全。然而，这种安全也是经由对人类特有倾向的严格约束而换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与早期的社会秩序相比，文明更是一种道德事业。被文明所压抑的攻击性行为和爱欲的冲动，都以一种苛刻的道德良心形式而被引导回自我中去。这样一种过度的超我便催生了无处不在的负罪感。文明和超我遂变得密切相关，正如“一座被攻克的城市中的守备部队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一样”。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负罪感是“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便是经由这种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感的尽失”[11]。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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