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催生了一些独特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当然，直到人们认识到社会学的固有趋势是始终将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上述观察才变得无关紧要。然而，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就是指民族国家，但这通常只是隐晦的概念等同，而不是直白的理论化等式。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体在本质上与绝大多数传统秩序大相径庭。首先，它仅作为一个更宽泛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成部分而发展着（这一体系在当今已具备全球化特征)；其次，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监控能力；最后，它垄断着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4]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国家通常被视为“行动者”，即“能动”（agents）一方而非“结构”（structures）一方，并且这种处理手段有其确定的理由。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家是具备反身性特征的监控体系，即便它们在严格意义上无法进行任何“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政治层面遵循已协调好的政策和计划来行动。因此，现代国家就成为现代性更普遍化的特征—组织兴起—的典型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与其说在于其规模或科层制特征，不如说在于其既认可的又需要的那种集中性反身性监控。当人们提及现代性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组织的种类和数量，还包括组织过程本身—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规范化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所有前现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不连续的。“现代时期”(modernera）与先前所有历史时期相比有许多不同特征，其中最为明显之处即在于现代性极大的动力机制。现代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速度远远快于先前各种制度，而且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特征，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早已存在的社会习俗与行为模式。[5]
那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特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涉及三个（或三组）主要元素，而其中的每个（组）元素都是本书所要展开论述的观点的基础。第一个元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诚然，所有的文化都有某种时间估算的既定模式，以及对自身进行空间定位的方式。个体在其中无法感知未来、现时及历史，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特定的标准化的空间标识，用以表现其特殊的位置意识。然而，在前现代情境下，时间和空间只是通过具体位置的情境性而联结在一起。
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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