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出更为正式的计时与定位方法，如日历以及(以现代标准看来）十分粗略的地图。毫无疑问，这些是在时空中“拉开距离”的先决条件，大量不同形式的社会体系的出现也预示了它们的涌现。但是在前现代时期，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平常活动来讲，时间和空间基本上仍通过具体位置来联结。时间标识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具体位置相连，而且与这种行动的实质相连。
将时间从空间中分离首先需要涉及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这一重要杠杆同样也把空间从具体位置中抽离。通常，机械时钟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可恰如其分地被视作上述过程的基本表现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过于肤浅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机械钟表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而且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些变迁不仅仅是本土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趋势。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拥有全球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标准化的时区，从社会层面和个人经验层面来讲，它与所有前现代时期的世界都不尽相同。作为整个地球在平面上的投射，世界地图上的任何位置都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在使具体的空间“虚空化”的过程中，地图是与钟表相关联的一种象征符号。它不仅是一种表明“何物存在于何处”(即自然地理学）的描述模式，更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转型的构成要素。
时空的虚空化过程绝非一种直线式发展，它以一种辩证的形式不断推进。在时空分离过程形成的社会情境下，“鲜活的时间”(livedtime)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不仅如此，时空之间的切割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二者就变成人类社会组织中格格不入的元素。恰恰相反，时空切割为它们的再次重组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重组以协调不必考虑其具体位置的社会活动这一方式而展开。如果已处于分离状态的时空没有再次融合，则不论是组织的种类和数量，还是组织过程本身，都将变得不可思议。现代社会组织意味着，在物理层面上彼此分开的许多人类行动可被精确地协调。这些行动“何时发生”与“在何处发生”直接相连，并非如前现代时期那样必须经过具体位置的中介方能产生联系。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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