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我们仍不得不将其抛掉。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注意到，治疗并非复制先前时代的“权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宗教权威。治疗是没有任何权威版本的。一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任何寻求治疗的人都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和不同的实践手法，而它们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如果说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在有关治疗方式的学术讨论中占有优势，那么这主要应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天才创造，而不是在实践中对这一学派具体实践的全面接受，并认为这种治疗手段就一定比其他手段更合理或更有效。因此，治疗是一种与极盛现代性相关的困境与实践的具体表达，而非一种用以取代较为传统的社会或道德准则的现象。
难道说，治疗仅仅是一种使不满意的个体得到调适从而能适应千疮百孔的社会环境的手段吗？还是说，它仅仅是世俗化意义上在前现代情境中可进行的深度参与的替代物？不可否认，治疗可作为一种嗜好而出现，并且可以催生出自恋者般的退缩。绝大多数治疗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疗是特权者的一种消遣。
然而，治疗的内涵不止于此。[36]治疗是一种在自我的反身性投射中隐含着的专家体系：它是现代性的反身性的现象之一。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治疗成为一种与人格的病变作斗争的手段。它是围绕着“疾病”和“疗法”这样的隐喻而形成的，而不同治疗形式（包括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在内）的治愈属性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但是，晚期现代性情境下治疗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并不体现在这个方向上。实质上，治疗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关生活规划的方法论，而且对它的评价也应沿着个方向进行。在当今社会，“有能力的个体”不仅应具有一种成熟的自我理解能力，而且还应该用一种源自过去的心理遗产来协调当下的考量和未来的规划。治疗并非一种调适工具。作为一种普遍化反身性的表达，它尽可能地展示了现代性所催生的混乱性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它还参与到掺杂着机遇和风险的晚期现代秩序中去。它能带来依赖性和被动性，也能带来参与和获取。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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