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临床术语来讲，自恋应被看作由现代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所引发的身体病变的一种。作为一种人格的变形，自恋源于人们无法获取基本信任。当儿童无法令人满意地认清主要看护者的自主权，并且无法清晰地划定自己的心理界限之时，上述判断则显得极为正确。在这些情境中，儿童所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感受就会转变成其对立面，即一种空虚和失落感。随着儿童逐渐长大成人，这些特质便会使人变得倾向于神经质般地依赖于他人，尤其在保持自尊的方面，但他们的自主性又发展得不充分，因而也不能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人不太可能与现代生活情境所体现出来的风险达成妥协。因此，他们便有可能依赖于对身体吸引力（或人格魅力）进行培育，从而达到对生活中出现的危险进行控制的目的。紧接着上文的讨论，自恋最核心的动力机制便是羞耻而非负罪。自恋者所要应付的沾沾自喜感与毫无价值感交替出现的情况，实质上是对易于受羞耻感重压而显得脆弱不堪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回应。
在评价晚期现代性时期自恋现象普遍流行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谨慎地将（拉希经常提到的）商品化形象的世界与个体的实际反应区分开来。我们所观察到的与拉什的解释基本一致，人们在实际反应中大多表现得比较被动，比如在浮华的广告中便是如此。的确，人们在面临消费资本主义制度时的那种被动性和依赖性正是拉希所主要强调的。然而，尽管商品化的影响无疑是极为强大的，但受它们影响的人们却很少不经批判就将其全盘接受。
治疗手段的使用
在结论中，我们将回到治疗的问题上。尽管拉希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但他仍以负面态度来看待治疗，将其视为对专家的一种依赖形式。拉希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论述，但我们也可以从著名的菲利普·里夫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观点进行讨论。[33]里夫把治疗的出现既和世俗化相关联，也与他所看到的传统宗教之式微所催生的一种道德匮乏联系起来。他所说的“治疗控制”所要达到的，是在宗教不再提供相互关联的场景中保持“充分的社会功能”。先前的人们如果处于困境中时，便会去教堂以寻求安慰；如今，人们则会就近去找心理治疗专家。通过治疗的手段，人们想达至的目标是“在疯狂的世界成为一个正常的自我，在核裂变的时代保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对巨大的爆炸声给出一个静默的答案”[34]。治疗旨在创造一个没有更高道德感的自信且幸运的个体，它通过揭开生活的巨大谜团来换取一种谦和且持久的幸福感。一如里夫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继续下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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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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